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读注司马迁《史记》之《礼书》《乐书》
近日重读《史记》八书中的《礼书》与《乐书》，又旁参旧注，反复数过，略有所悟。司马迁将礼乐二书接连而置，并非偶然——他要说的，归根结底是一件事：治天下者，不可偏废于礼，亦不可偏废于乐。礼立人间之别，乐通人间之情；别而不亲则离，亲而无别则流。唯有礼乐相济，方是王道之全功。
礼主“异”，乐主“同”
《乐书》开篇即引古语：“乐者为同，礼者为异。”初读似浅，细思极深。
所谓“礼者为异”，是说礼仪制度的本质，在于区分。君臣、父子、长幼、男女，各有其位，各有其仪。祭天祭地、朝聘会盟、冠婚丧祭，无一不是在定尊卑、明等差。没有这个“异”，社会便是一盘散沙，人人不知谁上谁下，秩序无从谈起。《礼书》反复申说的“贵贱有等，长幼有差”，正是此意。
而“乐者为同”则正好相反。乐（包括诗歌、舞蹈、音乐）的本性，是让人忘掉身份差异，在情感上打成一片。当祭祀大典上钟磬齐鸣、歌声嘹亮，天子与群臣、甚至与在场的庶民，心中所感的同是对天地神灵的敬畏与感恩，此时尊卑的界线暂时隐退，剩下的是一种“共在一气之中”的亲密。所以司马迁紧接着说：“同则相亲，异则相敬。”乐把人心拉近，所以相亲；礼把秩序立稳，所以相敬。
读到这里我曾掩卷沉思：今人常以为礼乐不过是古代繁文缛节与娱乐消遣，殊不知古圣眼中，礼与乐恰恰是维系文明的两根支柱——一根撑起结构，一根传递温度。
过犹不及
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
但司马迁不止于正面立论，他更深一层指出了偏废之害：“乐胜则流，礼胜则离。”
“流”者，流漫无度。如果只有乐而没有礼的节制，大家亲则亲矣，却没了规矩分寸，长幼无序、嬉笑无度，最后变成放纵恣肆，这叫“流”。今日某些场合“嗨过头”失了体统，便是乐胜之弊。
“离”者，疏离隔阂。如果只有礼而没有乐的调和，人人端着架子，见面只有冰冷的揖让拜跪，心里毫无感通之情，尊卑是保住了，人心却散了。家族祠堂里只讲辈分不讲亲情，官场上只讲级别不讲道义，那就是“离”。
由此引出礼乐功能最精辟的概括：“合情饰貌者，礼乐之事也。”情，是内心的情感；貌，是外在的言行。乐用来“合情”——把心中喜怒哀乐调理得中正平和；礼用来“饰貌”——把进退揖让规范得整肃得体。内与外的统一，情与貌的和谐，全赖礼乐并行。
读注至此，不禁想起《礼记·乐记》中那句话：“礼主其减，乐主其盈。”礼是减法，要人收敛克制；乐是加法，要人抒发充盈。一减一加，一抑一扬，正是生命与秩序的健康节奏。
大乐大礼，法天法地
而《乐书》中最令我震动的一段，是论“大乐”与“大礼”：
“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。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祀天祭地。”
这不是在说普通的乐曲和礼仪，而是指至为盛大、合于天道的乐与礼。
“大乐与天地同和”——天地运行，阴阳交泰，四时顺序，风调雨顺，其根本状态是“和”。大乐的节奏、韵律、起落，不是人为造作的声响，而是对天地之和的模仿与呼应。春生夏长，秋收冬藏，乐有始作、有舒疾、有收止，无一不与天地之气同其节律。正因为如此，“和故百物不失”：当大乐奏起，天地间的和气被召唤到人间，万物各遂其性、生生不息，不会夭折错乱。
“大礼与天地同节”——天地不仅有和，还有“节”。二十四节气有条不紊，山川高下有定，日月经天有度。大礼的尊卑、先后、升降、进退，正是效法天地之节度。祭天于南郊，祭地于北郊；燔柴之烟上升，瘗埋之酒下降——一切都顺应天地的上下之位。正因为如此，“节故祀天祭地”：人间之所以有资格、有规矩地去祭祀天地，正是因为大礼本身取法于天地的节次。没有这个“节”，祭祀便成了胡乱折腾，神人不通。
读到这里，我忽然理解了司马迁为何要在《礼书》之后再作《乐书》，又为何要如此郑重地将礼乐上溯到天地。他的用意很清楚：礼乐不是周公旦拍脑袋想出来的规章制度，而是圣人观察天地、体认自然之后，为人类生活立下的法式。合于天，所以不可违；法于地，所以不可废。
礼乐相须，不可偏废
掩卷回思，《礼书》与《乐书》实为一体两翼。《礼书》重在“分”——分贵贱、定等差、立节限；《乐书》重在“合”——合人心、通情感、致和顺。无礼，乐会流于放纵；无乐，礼会沦为冷酷。无礼，则社会无序；无乐，则人心不亲。
再用司马迁自己的话收束全旨：礼之“异”带来“相敬”，乐之“同”带来“相亲”。敬而不亲，则尊卑虽立而人心离散；亲而不敬，则情意虽浓而秩序崩坏。唯有礼乐并行，才能使一个社会既有严格的纲纪，又有温润的人情。这不正是我们今日仍可深思的道理吗？
读注《史记》至《礼书》《乐书》，所得不在考证字句，而在重新领会古人那双“法天法地”的眼睛。他们看见天地的“和”与“节”，便以乐效其和，以礼效其节，再用来安顿人间。这等气魄与智慧，读来令人肃然起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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